儒耶对话中的封闭和受益

宗教对话的益处很多，在笔者看来，下述四种应该是明显的益处：首先，能增进不同宗教信徒之 间在信仰和实践方面的相互理解；其次，能帮助每个宗教更好地认识自己的信仰；第三，能帮助不同 宗教和平共处；第四，能增加宗教信徒爱其他宗教信徒的能力。 从这四种益处来看，在耶儒对话中，正如孙教授所云，儒家是受益者。但在笔者看来，基督徒也 是受益者。那么，基督徒受了什么益处呢? 弄清楚儒家对话者对于基督教的核心概念“救赎”的反对、赞同、误解、理解的真正状况和原 因，从信息调查和相互理解的视角来说，这难道不是极大的收益吗?所以，在“理解而不是价值判 断”的基础上收集到了对话伙伴的意见之后，基督徒才有可能来反思丰富自己。可见，这场对话对 于儒耶双方来说都会受益。当然，笔者无法苟同孙教授所说的“封闭”：最起码从主观意图而言，笔 者并不想“封闭”。因为儒耶对话是一个浩大持久的工程，拙著只是先努力理解儒家对基督教“救 赎”概念的理解，至于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和运用这些“理解”，那将是另外一本书的任务；因此， 这是时间顺序的问题，而不是“封闭与否”的问题。笔者曾明确指出，拙著的目的是描述和分析儒 家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如此理解基督教的救赎论；至于这种研究成果是被用来宣扬基督的福音、还是用 来抵挡基督教的信息、抑或用来追求二者之间的和平或是寻找真理，那并不是拙著的任务和使命，因 为那将取决于使用该研究成果之人的动机。上文提到，王志成教授和朱彩虹 女士在评论拙著时，就客观地注意到笔者对此的清醒认识。 如笔者在上文介绍什么是笔者所理解的“宗教对话”时所言，除去“强化自身对对方的理解”、 “双方都丰富自身”之外，宗教对话更基础性的追求是“寻求理解”，即“我自己理解我是谁”和 “对方理解我是谁”。笔者并非不知道孙教授所说的佳境，可限于精力和能力等因素，笔者只好将拙 著的使命限制在“直面儒家对基督教救赎教义的理解”这个视角；这并非暗示宗教对话只有此路一 条，而是界定在该书中笔者只努力完成这一个任务。当然，就是在这个视角之内，笔者也应该努力 “丰富自身”。同时在笔者看来，若能让儒家真正地理解“我” (基督教的救赎)是谁、是什么，那 么“我”(基督教)也就受益了，因为“我”没有被误解，这岂不是大事一桩?这里显示的是一种 自信，即只要基督教的真正教义不被误解，基督徒就相信其对其他宗教徒和全人类的益处。